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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军校生活
从西安火车站出来，我一副狼狈相：压在身上的有大头毛皮鞋、绒裤、棉裤、皮大衣、皮手套，全裹在背包里；背包上有我的小板凳、水缸；包袱里有换洗衣服、鞋垫，还有几本书……我在马路边愣了好长时间，傻傻的不会过马路了，汽车一按喇叭，吓得飞扑扑往回跑。对军校生活的憧憬，终于让我的心平静下来。
小雁塔就是我们学校，有许多树，有小池塘，天堂般的感觉。住地下室，有电灯，有自来水，睡钢丝床，吃细粮，那个日子太滋润了！我用津贴和爸爸寄的钱，买了双甩尖子皮鞋，擦得很亮，周末请假到西安逛的时候穿。
我们的教室是简易工棚，教员从全军抽调，教学方式方法来自抗大，虽不太按章法，却有效。我们的校长陈赤虹，老抗大，曾做过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。我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，没有教科书，只有一本《资本论》。我的《资本论》基本上给揉搓得快散架了，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。
我们共一百二十个同学，来自一百二十个军级单位。我首先在《陕西日报》理论版发表了作品，得了一笔稿费，请战友吃了顿馆子。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充分利用农业生产中的非劳动时间》。
毕业考试，我经济学专业考了前几名，很得意。考试的时间很长，八个小时，前排桌上有牛奶、豆浆、包子、馒头。门口有战土带着手枪站岗，考场里还有校医。真有晕倒的，我班的副班长，他就考晕了， 被抬出去了。考试题目是对劳动价值的论述，相当于写篇论文，还是开卷。
我在那届学员比较有名，却不是因为学习成绩，而是拉歌。拉歌就是唱歌比赛，谁没有歌唱了，谁气势唱弱了，谁就输了。“一二三四五，等得好辛苦……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”谁拉歌都拉不过我，我一拉，都把别人拉垮。如果问当时西安政治学院的同学，认不认识樊建川，拉歌那个？都认识。
有一件事也算出名吧，但把我搞得有点名声不好。学校鼓励我们周末学雷锋做好事，一般去扫街、理发、钉皮鞋后眼，也有修收音机的，还有到餐厅、火车站擦玻璃的，最文雅的是到书店帮着卖书。
我们班长好像是坦克七师的，叫冯发生，山西人，特听我忽悠。有一次他问我这周去做什么好事，我说其实真要做好事，应该去抓小偷。他问怎么抓，我说，我们班十个人，你带三个，党小组长带三个，副班长带三个，三三制，三个组，到西安最繁华的钟楼附近去抓小偷，只要一个组抓到了，一喊，另外两个组就跑来帮忙。
实际上怎么抓得到呢? 我们全是玩了，玩得特高兴。回去给学校汇报，政委觉得有点新颖，还表扬了我们。班长就表扬我，因为是我出的主意嘛。后来每次回去报告都说没抓到，领导就有点不高兴了，觉得其他人去干活，我们整天游手好闲，追问谁出的主意，我就被修理了。
读了两年大专，要毕业了，守备师派来一个干事，要把我逮回去，说我是师里的典型。学校说，我们是教员培训队，要分到军事院校教书，不能回去。但守备师是公事公办，还是指导员陈章元帮了我。那时他已经到守备师当组织科长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说你放我一把，跟他们打打招呼，让我走。他问为什么，我说特别想回四川，回北方受不了，不适应那里的气候。陈指导员就跟师部说，你们已经跟学校联系过了，学校说是培育教员的，我们守备师也不缺这样的人。来接我的干事也就放弃了。
来源：《大馆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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